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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外资并购已危及民族产业的发展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左教授您好,达能和娃哈哈的商业纠纷及商务部最近发表的讲话,再次引发人们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这一敏感话题的关注,那么,外资并购最初是在什么时间?当年的所谓合资是否就是今天的并购?

  左大培: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企改制,也就是私营化最盛的那段时间,外商投资比例的确是相当高的。你问合资是否就是今天的并购,我认为不是。我们国家当初鼓励合资企业投资,有明文规定:外资企业的股份不能高于50%,就是说外资不能控股中方企业,而并购是允许外资企业控股。所以说,合资虽然不是并购,但合资却是并购的开始。因为外资正是通过先合资,然后再通过有目的的使中方企业经营出现困难,走入困境,迫使中方企业贱卖股权,最终完成并购。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外资并购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主要针对的哪部分企业?

  左大培:主要是针对大型国有企业和部分民营企业,并购目标是行业里的龙头企业。目的就是控制国内企业品牌和资金链,占领市场,获取巨额利润。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要说民营企业属于自主经营的性质,国家干预小,那么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企业,有关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不是鼓励外资并购国有企业?

  左大培:国家有关政策起初是鼓励利用外资投入资金和设备扶持国内企业,就是我们说的“绿地投资”,不存在并购的危险。但某些参与制订政策的人,提出了一些错误建议,干扰误导国家有关方针计划,使政策发生了变化,今天我可以不客气地说,有些建议就是通过由量变到质变的手段,有目的有计划的出卖国有企业,对此,不能不小心。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外资并购近些年闹得响声很大,像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事,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目前外资并购的实际情况是怎样?能不能提供一些具体数据?

  左大培:具体准确数据无法提供,因为国内合资企业太多了,并购的事情每时每刻都会发生,也许就在我们现在谈话时,又有一家国内企业被外资并购了,这是非常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听到业内有传闻:在国内称得上“龙头”的28家企业中,已经有20家被外资控股。你可以调查一下。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经济学界有人认为,“被外资并购是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它可以实现产业与市场的转移”。这种说法您同意吗?

  左大培:你说得讲这个话的人我认识,但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他根本就没搞过经济,纯粹是外行。他只是个飞黄腾达的技术官僚,他可以评论经济问题,因为那是他的,但他要是自诩为经济学家,那他根本就不配。什么叫必然?那是他的看法,或许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他们以为跨国集团是圣诞老人,给中国发礼品来了。这是非常可笑的。就像在生活中,谁会白给你一大笔钱,除非你的价值值得交换。外资来中国不是做善事来的,是来赚钱的,没有利,他能下本钱投资吗?他怎么不去索马里,不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呢?因为他赚不来钱。当然,我们不是反对跨国集团在中国做生意赚钱,但是,如果他赚钱的结果是以损害中国企业为代价,那么就不能让他赚这个钱。这就是我的观点。我没有义务关注外国人的利益,我只为民族产业说话。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您的观点有代表性吗?学术界和经济学界的代表观点是什么?

  左大培: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国际主流观点原则上允许并购,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学术界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就是经济自由化。这是西方的政治经济传媒为服务于资本主义实行新殖民经济而放的理论烟幕。但对这一观点持反对的声音也不低。经济界的争论历来分为主流和副主流,副主流的反对声音虽然低了些,但也并非被边缘化。这派的观点矛头指向的就是并购本身。发展中国家储蓄不足,资金有限,成为了跨国集团的掠夺对象,但跨国集团的资本并购不合乎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国内情况看,政府鼓励“绿地投资”,而并不是支持并购企业,这样投资不是建设企业,而是挤垮企业,是与发展企业背道而驰的,我们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恰恰是当初那些提出错误建议怂恿政府出面的人,现在却保持沉默,因为跨国集团在国内的并购已经成为现实,他们自然乐见其成了。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我注意到商务部最近有个发言,强调欢迎跨国集团来华并购,这好象与现在的就像您所说的主流观点非常相似,就是提醒国内企业要通过被并购的方式参与全球化竞争,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红利。但我从一些得到的资料上看到:被并购的国内企业不仅失去了自己的资源品牌,而且产业利润的60%-70%都被跨国集团拿走了。这个历史红利是不是太微薄了?中国企业一定要背负这样的历史使命吗?

  左大培: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发表这样的言论和讲这个话的人,就是在给我们中国企业设陷阱。

  左大培:红利是股份公司年终结算收入后,分配给股东的一部分赢利。收入包括工资和利润两部分。按照你刚才说的,60%-70%的利润归了跨国集团,那么我们自己的企业还剩下什么?一双鞋在国际市场可以卖到12-20美元,中国企业只能拿到几个美分,这就是我们应得的红利吗?这其中如果再扣除对我们自己生产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成本,你算算我们企业还有钱赚吗?我们这不是在倒给人家贴钱吗?你的红利在哪儿?你去分哪个全球化的红利?如果我们的企业都这样去领跨国集团分发的红利,那我们的企业就不用搞了,干脆送给外国人就完了。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所以您反对上述观点,不接受“全球化红利”这一说法吗?

  左大培:近些年,对跨国集团来华并购企业的行为,始终存在着争论,我是力主保护民族产业的一个。对这种损害民族产业的“全球化红利”的说法是不认同的。讲这个话的人要么对经济根本不了解,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理论骗子。试想,给自己的民族产业挖陷阱的人,你能不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吗?要让我接受“全球化红利”的说法,前提只有是,把外资企业收归中国,充实我们的产业规模,让我们的民族产业赚取巨大利润,让外国企业分享我们的红利,这才是我接受的“全球化红利”。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商务部日前发布报告说,去年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资金只有50亿美元,有人说,按照这个报告理解,被并购的国内的企业应该不算多。

  左大培:我认为这又是给人看的花账。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市场上看到一件标价100元的衣裳,你会不问价就把衣服买下来吗?你肯定要砍价,直到达到你满意的价位为止。跨国企业也像你买衣裳一样在国内市场挑选有价值的并购对象。他们并购标准通常是,被并购国内企业每年要有10%的可赚利润,否则外国人是不会染指的。他们相中的国内企业,都是有实力的企业,他们在股权分配,收购金额等协议中,至少要做掉被并购企业一半的价格。50亿是企业的缩水价,实际企业价值要远远高于这个价格,而且被外资兼并的企业还包括商业品牌、市场营销网络等无形产业价值,这是50亿能买下的吗?500亿都不能给他!我看有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卖了自己的企业还要帮外人数钱。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不是有官员学者说,外资进入会帮助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吗?

  左大培:我们是民主国家,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和争论,但是有些言论却是荒唐,甚至是有害的。外资的不断投入对民族产业的发展究竟有没有益,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就清楚了。我们国家目前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3000亿美元,而造成我国目前外汇储备过多的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多。到现在为止,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累积已经超过7千亿美元,占中国目前外汇储备的一大半。而在这些所谓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效率最低的就是被外资并购中国的企业。在最近几年中,向外资“出售”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外资流入”已经占了所谓的“外商投资”的很大部分。一般地说,这样的并购不会增加外资流入国的实际生产能力。但是在目前,它却以流入的货币资金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中国的宏观经济隐患,并将直接影响民族产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跨国集团并购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对它应该采取一些什么应对方式?因为这毕竟关乎于民族产业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

  左大培:从国际视角看,西方发达国家对跨国集团并购是非常关注的,尤其对并购本国企业有相当严格甚至是苛刻的管理措施。我的观点,从保护和发展民族产业的大战略角度出发,要坚决地禁止外资对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任何民族产业的并购,把这部分带不来实际生产能力的搀假的产业值过滤出去,消化庞大的外汇储备,把被外资并购的国内企业买回来,鼓励国有和民营企业在国内投资建设,要靠民族产业来拉动内需,不要指望外国投资和并购带动企业发展。中国经济崛起,要有民族产业自主自立,发展壮大来支撑,民族产业只有“称霸”了国内市场,才真正有实力去海外开疆拓土,否则,家都让外人占了,还谈什么崛起?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可有人确实对这新一轮外资并购风潮给予了某种“厚望”。

  左大培:这是很不正常的。经济界、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近年来著书立说,奔走呼吁,以大量的并购案例分析和企业调研报告提醒有关部门,对跨国集团的并购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但是从目前的发展迹象看,外资并购非但没有收敛,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果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民族产业的生存根基将会受到严重伤害,这是最让人担忧的。因此,我在这里再次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对外资并购民族产业给予高度关注,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经济的振兴发展,而没有民族经济的支撑,中华民族的未来无疑是“委托”给了别人,这将铸成历史的遗恨。

  《中国民营经济周刊》:从您的谈话中,不难感受到,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深深关注和思索。您的话也提醒我们,外资的进入和跨国集团的并购确实给我们的民族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冲击,这应当引起我们每个中国人认真关注和思考。再次感谢左教授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左大培,男,著名经济学家。1952年8月出生于辽宁省大连市,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两度受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国从事博士后访问研究。

  左大培一直以经济学为专业,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近十余年来主要从事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也研究各种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曾主持和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现正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和比较研究”、本所的重点课题“现代经济学前沿”的研究。

  左大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5月北京第1版),其中系统地从理论上清算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清楚地表述了一种新型经济理论纲领。左大培的主要学术成果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德国弗赖堡学派的经济思想》,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等等。

  左大培自1996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在校生主讲西方经济学课程,1998年以来则为该校在校生主讲高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

  所谓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是指跨国公司以“一揽子”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东道国兴建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其在所有权比例和控制权决策上可以分为独资(wholly owned)经营和合资(joint venture)经营。所谓跨国并购是指跨国公司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渠道,依照东道国的法律取得东道国现有企业的全部或者部分资产所有权的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