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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隐姓埋名铸核盾

  1986年3月,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建议的四位科学家。右起:王淦昌、杨嘉墀、王大珩、陈芳允。

  王淦昌是“863”计划的提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我国近代物理学宗师。“两弹”研制时期,这位享誉国际的大科学家响应祖国号召,于声名鼎盛时毅然隐姓埋名,到戈壁荒漠出生入死铸就核盾。身份解密后,古稀之年的他四处奔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为祖国的高科技事业拔锚扬帆。王淦昌科学报国的忠诚和壮举,为世人所怀念。

  1960年8月,一封名为《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中彻底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而奋斗》的电报从原二机部发出,向所属单位郑重宣告:“今后我部的事业完全由我们自己干,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变化,必须抛弃一切依赖思想。”这是因为就在1个月前,赫鲁晓夫集团召回全部在华专家,苏联对我国核物理研究的有限帮助彻底停止。既无学科积累、又无设施设备的我国核武器事业,一时前路迷茫。

  关键时刻,党中央下定决心,以苏联提出毁约的年月“596”作为第一颗的代号,号召大批来自各地的科学家、中青年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向核武器事业发起攻坚。正是在这时,王淦昌来到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那是1961年4月3日,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党中央通知,希望他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国家迫切需要的应用性研究,最后问他是否愿意改名——核武器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参与相关工作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更要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王淦昌当场表态:“我愿以身许国!”并在第二天就到新的工作岗位报到。从此,享誉全球的大科学家王淦昌消失了,一位名为王京的学者悄然来到北京花园路九所,成为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负责人。

  为了打响这颗“争气弹”,大家都憋着一股劲,立志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然而,从无到有谈何容易?人才短缺就是第一个“拦路虎”。那时我国近代物理刚刚起步,参加核武器研究的人员虽说都是原各单位的技术尖子,但专业上并不对口。年过半百的王淦昌以前研究实验物理,对当时所需的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等并不熟悉,也只能从头学起。但他知识面广,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很快就能给手下的年轻人授课,还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技术介绍给大家,进而提出了“炸药透镜法”“真空浇注法”等,解决了许多理论和工艺方面的问题。

  技术是第二大问题。爆轰实验技术是研制成功的重要基础,王淦昌经常不顾危险,亲自动手浇注、调整炸药部件。在早期的“十七号工地”上,炸药浇注是在一个通风极差的小工号里进行的,而且需要人工搅拌。由于和工艺都在摸索中,操作者除了吸入TNT有毒气体外,还要面对萘、卤蜡等其他有害气体。王淦昌是年纪最大的科学家,年轻人怕他身体出问题,不愿让他接触这个环节,他就趁大家不注意时钻进工号,坚持把工作一抓到底。就这样,王淦昌带领同志们不断改进实验,解决了炸药质量问题,突破了测试工作的技术难关。

  1963年初,核武器实验、设计、生产等方面的工作人员转移到位于青海金银滩的221基地。王淦昌也和年轻人一样,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身来到了这片荒滩。3200米的海拔让很多人产生了高原反应,糌粑、干菜等简劣饮食还诱发了其他健康问题。但王淦昌依然坚持快节奏工作,整日深入车间、实验室和实验场,走过了221基地每一个有爆轰实验装置的地方。

  特别是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正式起爆前的那段时间,作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的成员、冷实验的总指挥,王淦昌一天不落地到各作业分队检查指导工作,大到试验方案的设计、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小到实验场每根雷管的安装,都要亲自督阵。10月16日当天,他甚至自己坐着吊车,到爆炸塔顶对装置进行验收,看雷管是否插到位、探头安装是否可靠、电源是否全接通……一直忙碌到“零时”前,王淦昌才来到主控站和大家会合。当现场的高音喇叭读秒结束,凝结了无数人心血的核爆炸火球喷薄而出,巨大的蘑菇云轰然升起,王淦昌激动万分。

  为诞生做出突出贡献后,1966年初,王淦昌又与同志们一起制定了氢弹的爆轰模拟实验方案,顺利解决了引爆设计的关键问题。在研究的间隙,他开始思考:能不能利用现有核物理技术,以激光打击加热氘核产生聚变中子,实现核聚变能可控利用?

  为此,王淦昌与几位专家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全国核电发展的统一规划和集中领导,力图从根本上帮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类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中国科学院院士贺贤土回忆,王淦昌为了促进核电事业发展,不顾年纪和身份到处游说。一次,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为中央领导开讲座,王淦昌听说了,也主动要求去讲一课,题目就是《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

  同时,王淦昌也开始关注新的战场——高科技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集团针锋相对地制订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法国牵头的西欧17国、日本、印度、韩国等都制定了高科技发展计划。国内有关部门也开始考虑对策,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前瞻性的战略设计更显不足。

  王淦昌看在眼里,急在心中。1986年3月2日,他和王大珩、陈芳允等老科学家经过多方分析论证,联名致信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仅3天后,就在他们的建议上作了批示,指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因为科学家上书和小平同志批示都在1986年3月,所以我国的高科技发展计划就简称为“863”计划,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海洋等技术领域由此打开了新的局面。

  正如王淦昌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所说:“在60多年的核物理科研生涯中,他对新鲜事物的高度敏感性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断地从一个高峰攀登到另一个高峰。”